亲爱的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是什么背景下创作的?(亲爱的安德烈原文)

《亲爱的安德烈》创作背景亲爱的安德烈:

2003年,龙应台卸任公务员职务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所以龙应台就想到底怎么样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人,当时她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就这么下去,两个人最后渐行渐远;第二个选择就是,做些事情来认识一个18岁的人。如果是前一个选择的话,龙应台挺不甘心。所以才会去找安德烈——心里不抱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期待,甚至等着被安德烈拒绝——她还是找了安德烈,问他愿不愿意跟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

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形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时间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后来成了《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

亲爱的安德烈好词好句好段

(1)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2)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

(3)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

(4)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5)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

(6)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儒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僚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

(7)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

(8)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品味,搞自己的游戏,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

(9)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的想象。

(10)我想狂奔一番,想在学校里。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11)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

(12)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

(13)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14)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15)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6)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

(17)歌德曾经这样描写少年:“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十九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迭的时候。

(18)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

(19)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20)我只能让你跌倒,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亲爱的安德烈,我能不能“叛变”

亲爱的安德烈,我能不能“叛变”? (2007-03-05 21:33:58)转载▼

南方周末 2005-01-13 15:32:08 龙应台

儿子说:问我,了解我,不要“判”我

MM:

我觉得你——太紧张。记得夏天在新加坡时,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玩”的艺术,不懂得享受人生。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要我写的过程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譬如“狂放的”1920年代jazz和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1950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1960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

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1980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含意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1990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band 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21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10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pop,美国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哈,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我要说的是,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伟大”的任何特征。电视里老是有特别节目在讨论或回忆逝去的1980年代或1990年代,让我觉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被“做过”了,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又充满了幻灭,往前看去似乎又没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

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我觉得你不了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少冲撞体制,搞什么叛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设法去改变一些成规,而是,该有的规范我们就让它留在那儿,该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碰触,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能作决定的都只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很多同学可“勤奋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得好好的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干什么,很多人已经准备是要读到博士了。老师们也越来越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会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有点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几乎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盘片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判”我。

问我,了解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刚发现

这世上

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

只有谎言

迫你想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青年日记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阴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对“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15岁的菲力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力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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